财政收入 上半年增长率（2023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

近期，全国各地今年前10个月的财政收支数据陆续公布，引发广泛关注。市场聚焦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的财政收支问题如此严重，未来有哪些渠道可以补充财政收入？

结论是：首先，10月财政数据显示，由于经济低迷，税收和土地出让金锐减，而抗疫等相关卫生医疗支出大增，今年财政少收多支出已成定局。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我国地方隐性负债走高，全国政府杠杆率已经突破国际警戒线，部分地区广义政府杠杆率和广义地方政府债务率均偏高、财政自给率偏低，显示出较大的偿债压力。展望未来，经济低迷形势大概率延续至明年，新增的财收来源可能来自更多的专项债和房地产税，而抗疫等开支或随政策放松而下降。

首先，10月财政数据显示，今年财政少收多支出已成定局。

2022年11月16日，财政部公布1-10月财政数据：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万亿，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6万亿，同比增长6.4%。

10月单月看，由于低基数原因，全国财政收入同比有所回升。10月一般公共预算当月收入2.02万亿，自然口径下同比增速续升至15.1%。

虽然10月财政收入提速，但从历年的财收进度看，截至10月仅完成不足85%，叫历史同期落后较多，今年财政收入无法达标基本成定局。

其次，今年财政入不敷出，主要因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金大幅减少，而抗疫和减税等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导致。

分财收来源来看，今年拖累预算内政府收入的，首先为税收收入。截至今年8月，全国税收收入的同比增速刚刚有负转正。税收大幅减少，核心原因在于经济低迷下企业和个人税收的缩水，以及留抵退税政策优惠下的税收少征。但同时，行政收费、罚款等非税收入在下半年大幅增加，虽然部分弥补税收收入减少的缺口，但却在社会面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如强制收费、过度处罚等，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10月，非税税收增幅大幅回落。

房地产低迷环境下，土地出让金的大幅减少，对地方政府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0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6268亿元，同比下降2.8%。今年1-10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216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7%。

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负增长，可谓近10年来罕见。有机构预测，中性假设下，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同比或为-20%，则政府性基金将减收1.97万亿元。数据显示，房地产销售市场和土地市场紧密关联，销售差则地市差，反之亦如此。因此，若地产修复不及预期，那么土地出让收入累计跌幅或超30%，则政府性基金将减收2.96万亿元。

相对照之下，因疫情反复，国家抗疫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却大增。数据显示，10月卫生健康、社保就业和教育等三保支出分别拉动财政支出增速2.7、1.8、1.3个pct，是主要贡献。10月疫情开始多点散发呈现扩大趋势，当月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大增，达到了44%。而截至目前12月初，全国疫情全面扩散趋势仍未消散，如果沿用原来的防疫政策，那么抗疫支出可能将持续增加下去，给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

第三，我国地方隐性负债高，全国政府杠杆率已经突破国际警戒线，部分地区广义政府杠杆率和广义地方政府债务率均偏高、财政自给率偏低，显示出较大的偿债压力。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狭义）增加7.3万亿元至53.5万亿元，对应的政府杠杆率则上升1.2个百分点至46.8%。虽然从债务增速看，由于近年来地方隐性负债监管加强后，负债上升速度有所放缓，如2021年政府侠义债务增加金额7.3万亿较2020年的8.2万亿元（增加）有所放缓，但政府部门债务（狭义）增速仍在15%以上，远高于2015-2019年期间。

此外，数据显示，如果考虑隐性债务，我国广义政府杠杆率已远超国际警戒线。将隐性债务计入广义政府债务，截至2021年底，我国广义政府杠杆率高达93.5%，已经远超国际警戒线（60%）。（注：狭义政府杠杆率=（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显性债务）/GDP；广义政府杠杆率=（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GDP）

分区域来看，截至2021年底，全国仅9个省市广义政府杠杆率水平在国际警戒线之下。其中，天津、贵州和青海等广义政府杠杆率最高分别为149.8%、137.0%和128.3%；广东、上海以及福建等广义政府杠杆率最低，均在50%以下。

如果仅看地方隐性债务，则东部隐性债务规模最高。其中，江苏和浙江最高，分别为7.8万亿元和5.1万亿元；山东、北京以及广东等地方隐性债务规模也较高，均超过3万亿元。此外，四川地方隐性债务规模也较高，超过3.5万亿元（截至2021年底）。

从财政自给率（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财政自给率越高则表明地方财政平衡能力越强）来看，东部发达区域的财政自给率较高。截至2022年上半年，上海财政自给率最高，接近100%；其次为浙江、江苏、北京以及福建等，财政自给率均超过70%。而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普遍较低，财政自给率低于40%的省市中有7成位于西部地区，尤其是甘肃、青海和西藏等财政自给率不足20%。

从广义地方政府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该指标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偿付能力，地方政府债务率越高则表明地方政府偿付压力越大）来看，过半区域的广义地方政府债务率达到超过3倍的偏高水平，偿债压力较大。其中，新疆、重庆、天津、黑龙江、湖南、湖北等共9个区域的广义地方政府债务率超过4倍，5个区域超过3倍，而上海、广东等东部省市广义地方政府债务率较低，偿债能力较强。

第四，经济低迷形势大概率延续至明年，新财源可能来自更多的专项债和房地产税，抗疫等开支或随政策放松而下降。

近期各项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活动依然较为低迷，论复苏为时尚早。通过行政收费等非税收入高增不具可持续性，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也不太可能快速提升。因此，明年政府收入继续吃紧，将是大概率事件。政府可能不得不通过开辟新财源，支撑其巨额债务利息、抗疫等开支。

首先，专项债，依然是一个快速解决政府收入的工具。例如，据福建省财政厅披露，“11月1日，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2023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034亿元，比上年增长33.9%。其中，一般债务101亿元，专项债务933亿元。计划明年1月尽快启动发行。”从以往来看，财政少收，往往会调用往年结余资金，而经过这几年抗疫巨额透支下，明年可用余粮或许所剩已不多，而举债收入大概率是明年财政收入的主要补充渠道。

其次，税收收入方面，蓄势待发的新税源非房产税莫属。本来，今年房产税试点扩大是计划中的安排。但今年3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所谓“考虑各方面”，部分原因是一些省份和城市对征收房产税有较大抵触，因为这对原来已经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为什么市场依然未起色的情况下，明年反而开征房产税的可能性更大了呢？一方面，市场持续低迷，且短期内不太可能复苏，房产税开征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一方面，土地收入不振，近期地方国企拿地有土地收入“虚增”之嫌，已被财政部叫停（10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称，严禁地方政府举债储备土地，不得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征收房地产税以补充卖地收入已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