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回国申请博士 生物医学：我的三个优势，失去了两个的优势

留学生回国申请博士 生物医学：我的三个优势，失去了两个的优势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多，也越愿意承认留学生回国申请博士，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科学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有人说我可能是所有中国人中最了解生物医学的人，我不仅会无动于衷，还会提醒这句话是错的，因为说得太晚了。

三十年前，有人知道。二十年前，知道这种可能性的人超出了我的朋友圈。

然而，今天不一定如此。由于我的三个优势，我失去了两个。一是我比较早地解决了英语阅读问题。通过自学，我在大三后定期阅读原文。我对科学和特定领域（神经病学、免疫学）的兴趣是相对较早（大二）确定的。因此，自从父亲借给我第一本英文学术期刊（除了sodium channel这几个字，全文看不懂），我的学术阅读范围不仅比较广，而且时间也比较长。我在华盛顿大学教书的时候，每个基础系的图书馆都转了一圈。不仅看了各系订阅的期刊，还见了各系的老师交流。

但是这两个优势，今天的年轻人肯定是无法超越的。

所以，只有一个劣势变成了优势：我获得了博士学位，这花了我相当于九年的时间。

我的本科是在江西医学院，毕业用了五年时间。保留的成绩单不完整。

在本科的后半部分，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阅读科学文献。写了两篇读书笔记并发表了。

我的临床表现很差，很多老师都不高兴，虽然公开说要开除我的老师只有外科的王老师。其他老师预测我会考研，就放了我。王老师认真负责，但也有同情心，没有完全落实。所以至少在大学读一年就相当于读研究生了。

1983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

考了两年研究生，离硕士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这是完整的学术成绩单。

在上海期间，除了我的恩师张安中，我还在医科院上海分院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文献。读书最重要的收获是我体会到了分子生物学与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分子神经生物学的诞生，以及重组DNA技术在神经生物学中的交叉应用。

这份草稿是1984年在上海为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而写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确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DNA和神经系统。从那时到今天，我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它们的。

通过张老师认识了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冯德培老师。冯老师给我写了一封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推荐信，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有联系。

在上海，我还听取了外国科学家的学术报告。这些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西奥多布洛克教授的学术报告中的注释。

其中斯坦福大学药理学系主任Avram Goldstein应北京医学院韩继生老师的邀请来华访问，上海的部分行程由张安中老师负责，所以我有更多当时与戈尔茨坦夫妇联系。后来我让他写推荐信，应该对申请美国研究生比较有效。

因为推荐信来源比较好，所以我只考了托福，没有考GRE。

哈佛、UCSF等招生：

1985年从上海回到南昌，从南昌到广州，从广州到深圳和香港。在香港呆了两三天后，8 月 14 日，我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旧金山。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读研究生花了六年时间。开设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UCSF称为Bioreg）等课程，都比较深入和系统。老师们都很强。最好的讲师是 Hereditary 的 Ira Herskowitz。他是美国遗传学会主席。他研究过细菌和酵母。细菌和酵母菌的遗传学栩栩如生，上课和考试都非常善于提问。果蝇遗传学的是Tom Kornberg（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自己是从音乐转向生物学的，研究的非常好）。人类遗传学是大卫·考克斯和查尔斯·爱泼斯坦（前者是新人类遗传学，后者是经典人类遗传学）。除了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必修课外，我通常从第三年到第六年每学期旁听一门课程，例如结构生物学和病毒学从头到尾。神经生物学又分为分子神经生物学、细胞神经生物学、发育神经生物学、感觉系统等五六个不同的学科，每个学科都是一个学期的课程。

这些课程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但都对自己的成长有意义和有意义。我的 GPA 很奇怪：第一年比第二年好。那时的我应该很难开课：那年我们神经生物学只有四个学生，一个哈佛本科生，一个普林斯顿本科生，一个里德学院本科生，都是美国人。离普林斯顿有点远的江西医学院。因为美国的考试成绩是按照统计分布分配给ABC的。有的课只有我们4个人加上其他部门的几个人。很容易预测我应该在底部。但是第一年，我工作很努力，总是读太多的文学作品。因此，主要课程都是A（哈佛的总是A+），GPA 4.0。第二年因为生病才3.0。整体研究生 GPA 为 3.74。当然，谁也不看研究生的成绩，前期要吓b+的留学生就是为了吓唬一下。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术报告系列内容丰富，层次高。特别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系列讲座（周二下午 4 点）、神经生物学系列讲座（周四下午 4 点）和细胞生物学系列讲座（周一下午 1 点）。听了六年的学术报告，我基本上了解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前沿留学生回国申请博士，听过世界上所有主要科学家的演讲。判断诺贝尔奖很容易，基本上从中选择。

我的研究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动手能力一般，低于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大多数人可以做一次，但我可能需要做三次。幸运的是，遗传学不需要动手能力，通过动物交配得到结果，而分子生物学，尤其是DNA，弹性比较大，不容易坏，所以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去做。教我做实验的人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博士后（现为京都大学教授）。因为我学得不够，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不耐烦。

在我的研究生研究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论文。

由于我博士后期间只投了一篇文章，申请助理教授的时候，这三篇研究生论文对我申请工作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期间，参加了几次国际会议，对学习、交流、交流都非常有意义。其实几年后，一个学校面试我，因为它的招生委员会主席曾经在一次会议中认识我，至少知道我和当时很多只会做的中国学生不一样实验，不会/不会出现 用你的大脑思考科学。

所以我花了 9 年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但我不觉得我浪费了任何时间（除了短暂的疾病）。

当然，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九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

但在生物医学领域，快速获得学位是不切实际的。我看到最快的博士。几年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大四学生蒂姆·米奇森。他是英国科学世家的后裔。吉姆沃森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去凑家人的热闹。他的研究生工作是两篇Nature论文，他发现微管的产生不是“水车模型”，而是动态不稳定（tubulin经常加微管，但是会掉下来，需要等其他因素稳定了才会它继续增长或不收缩——这是我听他的导师马克·基尔施纳 (Marc Kirschner) 的第一份学术报告的记忆）。他的研究生只读了4年，就成了全世界教科书中的标准范本。他还在早期轮岗期间发表了论文。

我当时下定决心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但结果却糟糕得多。

1988 年手工独立完成基因测序。

1991年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封面，答辩委员会：

Ron Vale（答辩委员会主席）、詹育农（导师）、Bruce Alberts（生物化学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科学》杂志主编）、Larry Zipursky（教授UCLA），Louis Reichardt（美国登山队珠穆朗玛峰突击队领队，K2世界第二大无氧登山记录保持者）

博士学位证书

我的研究生成绩和导师的推荐信让我获得了Helen Hay Whitney博士后奖学金，在生物医学方面比较优秀。每年约有20人赴美，其中不少奖学金获得者成为教授。那年我还被 Mac McCarty 签下了。他是 1944 年发现 DNA 是遗传物质的三位科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